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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鱼 (@pangyusio)：阶级本能与公共关怀，农家子弟与体制大院学者的精神分野 ​

原始链接与发布时间 ​

1. 推文内容与翻译 ​

中文原贴内容 ​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阶级代言。

哪怕像高善文、张维迎这样，从小地方一路读书、奋斗，最后成为大教授、上流阶级的人，也很难彻底切断和劳动人民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亲戚朋友还在那里，早年的共同经历也在那里。

但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是上流阶级，这辈子几乎没深交过劳动人民，只从小学习如何管理劳动人民、如何防止他们偷懒。

那他当然不会替劳动人民说话。他只会维护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

我有个上海本地朋友就是这样。面对农民、服务员，他本能反应就是觉得他们脏、懒、笨。

我第一次听到时非常吃惊。

因为我从小接触过很多农民伯伯，我爷爷也是农民。我知道他们具体怎么生活，怎么辛苦，怎么善良，也怎么被命运推着走。

所以我天然会对农民工有亲切感。

不是责怪我的这位朋友，这只是生活经验决定的阶级本能。

被引用的原推（@ZhangDajun） ​

有人感慨，为什么张维迎、高善文这样的获得了事业成功的农家子弟还有公共关怀与人文精神，而张维为、胡鞍刚等人却只知道逢迎上意？这个问题我多年前就曾深思过。

现在把大约十年前的思索所得稍加变更后附在下面：

有个问题曾长久困扰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愿意为自由民主和正义事业献身的人大多出身农家？最近读了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受到很多启发。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从以土地为根基的共同体不断汲取力量和智慧，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与大地和乡民血脉相连的情感。

甚至可以说，他们最初的启蒙是大地有机体潜移默化孕育的成果。他们借此形成朴素的共同体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城市却被分割成极权体制下的一个个独立单位，单位里尔虞我诈，在单位大院或小院成长的孩子们难以生发出有机的共同体情感，正如钢筋水泥无法像大地那样孕育出各种活波的生命一样。

在中国文化中，大地与天一样提供了超越性的维度，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意义，最浓烈的情感，最活泼的生命力以及最持久最不可磨灭的盼望。

以上只是一些个人感悟，我不想故意贬低城市人或者他们的贡献，更不想挑起地域冲突。我的目的仅仅是进行文化思想与政治社会反思。再说了，中国95%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所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当为我上面的言论感到冒犯。

2. 人物背景与上下文 ​

  • 作者介绍：
    • 胖鱼 (@pangyusio)：本名 Pangyu，毕业于计算机科学专业（CS PhD），现为大语言模型工程师（LLM Engineer）。在推特/X 上活跃于 AI、科技、财经、社会和历史等领域的跨界讨论，其发言风格注重技术、社会分析与深层思考。
    • Dajun Zhang (@ZhangDajun)：本名张大军。2003年至2011年期间，他在中国积极参与民间公益活动。著有《掠过真实的美利坚》，翻译有《保守主义思想》、《美国秩序的根基》、《民主的精神》等十多部中外社科、政治学术著作。现居美国维吉尼亚州，是 Substack 专栏作者。
  • 背景人物与事件：
    • 张维迎：中国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以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和对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公共关怀著称。出身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的农家。
    • 高善文：中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深刻洞察和对资本市场走势的直言不讳著称，在公共言论中多有理性客观的分析和对社会中下层利益的关注。出身于湖北农家。
    •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以宣扬“中国模式”、“中国震撼”、制度自信等民族主义宏大叙事著称。他在舆论场上多逢迎国家叙事，被网民戏称为“国师”。出身于上海（其成长与求学轨迹都在大城市与官方体制内）。
    • 胡鞍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曾提出“中国综合国力已全面超越美国”等论断。他的学术和政策建言紧密服务于决策层意志，以体制内的应景和逢迎著称。出身于浙江嘉兴（其父是高级干部、水利专家，从小在优渥的干部家庭和北京大院环境成长）。
    • 赛珍珠与《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Pearl S. Buck）是美国作家，曾因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地》生动刻画了中国农民王龙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依靠土地繁衍、生存的朴素价值观，强调了“土地（大地）”对人心灵的滋养。

3. 行业分析与启示 ​

  • 成长经历对价值观的本体论塑造： Dajun Zhang 的思索指向了“成长空间”对个体价值观的隐秘塑造。农家子弟的童年是在相对开阔的、以血缘 and 地缘为纽带的自然“大地共同体”中度过的。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机的、朴素的，容易孕育出超越工具理性的同理心与生命体验。与之相对，极权体制下的“大院”或“独立单位”是高度功能化、层级化和政治化的空间。在这种钢筋水泥和权力网络编织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层级分明、人际防范（尔虞我诈）与服从权威的训练。缺乏与广袤土地及底层人生活的有机连接，更容易在成年后发展出精致的利己主义、对权力的本能依附和对底层群体的冷漠或排斥。
  • 阶级代言的“血缘记忆”与“阶级本能”： 胖鱼的引申揭示了阶级代言的不可避免性。即使像高善文、张维迎这样的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和奋斗实现了阶层跃升，进入了精英层，他们的早期生命体验和至今仍留在底层/农村的社会网络（亲戚、朋友）依然是其坚固的“精神锚点”。这种纽带使其无法完全脱离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去为纯粹的特权阶层代言。而对于世袭的、或从未深交过劳动人民的“大院子弟”或纯城市精英而言，他们对劳动人民的认知是标签化甚至负面的（如“脏、懒、笨”），其天然的“阶级本能”则是管理、防范劳动人民，并最大化维护自身所在的特权或既得利益阶层。
  •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分野： 张维迎、高善文与张维为、胡鞍刚的分野，本质上是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群体在“公共关怀”与“逢迎上意”之间的路线分野。前者体现了传统中国文人“为民请命”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守卫良知”的结合，其底气往往源于对民间疾苦的真切感知与对常识的坚守；后者则退化为体制的“化妆师”与权力的附庸，其叙事的核心是维护现存权力结构的合理性。这一分野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阶层起源、童年心理印记以及对“大地”的距离密不可分。